杨雄(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调查中心主任)：我认为，矛盾主要是由传统城市管理的理念滞后造成的。传统的管理理念是计划经济模式下形成的，强调城市环境整齐划一。而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城市的规模在迅速地膨胀，流动人口在增加，城市管理就出现了新问题，这些新问题都是传统的城市管理方式所解决不了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要改变以往那种整齐划一的形式主义观念，要实施一种人性化的管理，比如在一些涉及民生的、老百姓需要的区域内，让小商小贩存在。

　　记者：最近，上海、重庆等城市出台新政策，放松对沿街流动商贩的控制，商贩可以沿街设点摆摊。您认为这些城市的举措是否是一个进步?

　　杨雄：我认为，上海、重庆等城市出台新政策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体现了政府对于城市管理理念的转变，是人性化的措施，也是和谐社会的体现。特别是《上海城市设摊导则》的出炉，正是借鉴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对小商小贩的管理上实施的分区域、分场所和分时间管理的经验，这将使其成为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夏学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海准备开禁马路摊点是个好事情，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否进步还要看实际操作的结果再作评论。因为，目前中国解禁马路摊点还面临着很多困难。中国解禁马路摊点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中国人口众多，一旦开禁可能有过多的小贩涌入城区，政府管理起来有很大的难度;而且解禁必然导致小贩们对公共空间的争夺，很可能对公共空间产生破坏性作用;再者，马路摊点的管理责任不好界定。小贩们有利益驱动，虽然不可能把更多的道路给他们，但小贩在做生意的时候，很可能会超越政府划定的区域，如果没有法规进行管理，解禁后可能很快陷入混乱状态，然后不得不再次明令禁止。解禁马路摊点不能凭一时的冲动，仅有良好的动机也不行，必须得出台一个具有可操作性、比较详细的管理法规，才能保证马路摊点平衡地运行。

　　记者：如何处理小商贩带来的便利与城市环境问题间的矛盾，在如今的大城市一直是个难题。您认为流动小商贩能否成为和谐城市的组成部分，其生存权是否应得到保障?我们还应作哪些方面的努力?

　　李国庆：流动小商贩能够成为和谐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目前正处在城市化加速的进程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要转移到城市中。以北京为例，根据对农民工的统计，北京有流动人口350万，66%是农民工，其中半数以上从事服务行业，流动商贩是许多人的谋生手段。与此同时，在城市中还存在着低收入群体，他们的收入水平决定了消费水平。小商贩的存在满足了他们的生活需求，双方都受益，实现了双赢。目前的问题是，政府要正确引导，通过有效的城市管理，尽量满足市民生活的多层次需求，为小商贩的生存发展创造条件。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要放宽对小商贩的限制，划定经营区域，建设符合标准的商业设施;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管力度,保证市民的消费环境安全。

　　杨雄：一定要保障小摊贩的生存权。小摊贩在规定的范围内被允许摆摊，只是解决了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许多小摊贩是社会底层的贫困人群，他们的医疗、养老问题都需要解决，还有他们子女的受教育问题。要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这些问题都要解决。这是仅靠出台一两个《城市设摊导则》无法解决的。所以，要实现和谐城市的目标，我们的政府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

　　【给定资料三】

　　(1)(解放日报网)城管队的大门，曾是无证摆摊者最不敢来的地方。昨晚8点左右，20多名无证摆摊者被邀请到了虹口区城管队的会议室。参加会议的还有工商、药监、公安、环保、市容等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

　　“今天这个会，大家都把想法拿出来交流一下，一来是宣传政策，二来也想听听你们的心声。”夜排档整治机动队队长王文达的开场白简单明了。才到上海三个星期的曹磊马上站起来说：“我家的几亩田被淹了，我上有两位老人，下有两个孩子，一无技术二无文凭，就是做点小生意，搞不懂为什么要被你们抓来抓去的。”40多岁的林小风也站起来说：“我们从事的是饮食行业，民以食为天，有需求就有市场，我们知道摆排档会影响市容，但是污染和噪音也不很大啊。”

　　“说是便民排档，满足群众需要，你们考虑过卫生保证吗?在座的谁有健康合格证?”听罢摊贩诉苦，工商执法队队长李建纲忍不住开口，“你们说的概括起来就是合情合理，但不要忘记更要合法。谋生之道不能与城市发展格格不入。”虹口公安局提篮桥派出所副所长史徐民针对无证摊贩阻碍执法，雇“线人”通风报信，甚至殴打城管队员的行为展开法制教育。

　　城管队大队长陈乐喜的发言则掏了心窝子：“看到你们东躲西藏，我心里不是滋味。上海是个法制社会，近年来排挡越来越少，你们相不相信有一天会消失?”他把目光转向曹磊：“小伙子我劝你，装潢、厨师、洗碗工，干什么不好?无证摆摊这一行干长不了。”也许没想到队长会将“矛头”指向自己，曹磊露出了羞涩的笑容。

　　小摊主张大卫告诉记者，一开始城管队请他上门“做客”，还有点不敢去，这会不会是“请君入瓮”?城管队员找他谈了多次，考虑了近一周，他才约好同乡一起来。“我今天觉得挺感动的，从来没有这样和领导坐在一起交流，给我们说话的机会。做排档生意只能是过渡的，今后打算另谋出路。”张大卫说，今天各部门介绍的外来劳动力市场用工信息让他收获不小，对违法设摊给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产生的不良影响也有了新的认识。

　　(2)(解放日报)8个小摊贩，投票选出小组长，有人监督卫生，有人维护秩序，分工有序，秩序井然，“大盖帽”顿时闲了下来。镇江市中山桥西北侧的义士路上，马路摊点的“民主自由”试点进行得有声有色。

　　试点一个月，效果竟然出奇的好。小贩自治组组长黄XX说，作为组长，她的主要任务是内部协调，上传下达。现在大家规规矩矩，既用不着大早赶过来抢位子，也不会跟城管队员发生摩擦。上家泼了脏水扔了垃圾，下家就会提醒清扫，下家有了生意忙不过来，上家就在旁边搭把手。

　　镇江城管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华炯把“民主自治”的好处归纳为“一箭三雕”：秩序规范了，市容整洁了，关系和谐了。“最主要的一点，城管队员的工作模式和内涵发生了变化——实行自治之后，城管队员的功能从原来的执法为主转变为现在的协调为主，有什么问题，一起开个会，提个醒就行了。现在城管队员在与不在，现场的秩序、卫生都差不多!”华炯说，城管队员行政执法，如同行走在风口浪尖，不管理是失职，管了吧，和摊主的矛盾就会很尖锐。现在矛盾解决了，大盖帽也可以“隐身”了。市城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民主自治”这一做法将在该市800多户占道经营者中逐步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