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亚文化都体现一定程度的亚文化人群的合理需求，主流文化只有融合这些需求，才能适应社会发展、文化发展，而不至于限入因循守旧的窠臼。事实上，如果没有对各种民间诗歌音乐的吸收和整理，就不会有“诗三百篇”，也不会有不断推陈出新的唐诗宋词元曲；当年的通俗音乐也曾经是亚文化，但如今已经成为主流文化一部分；爵士、摇滚，在中外都曾经一度被视为离经叛道，而今早已成为主流音乐重要分支。从历史上来看，从“对峙”走向“转化”，既是主流文化应对亚文化挑战时应有的态度，也是主流文化自身革故鼎新、继往开来的客观需要。

　　第一，对亚文化应“去粗取精”。不少亚文化往往会直接地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甚至生理需求，宣泄功能比较突出，文化上往往会带有某种“本我”的“粗鄙性”，例如有时较多地使用污言秽语，有时只强调自我感受，暴力、情色等因素也比较普遍，存在某种攻击性、叛逆性倾向等。主流文化在对待这类亚文化时，应尽可能将这种宣泄性需求通过“净化”方式加以过滤，吸收其原生态的生活质感、艺术的生动性和想象力、情感表达的创新性，使之符合主流价值的文化要求。在这方面，说唱音乐的主流化、摇滚文化的变化，就是比较现实的例子。“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去掉亚文化中的“粗鄙性”“原始性”，将亚文化的情感表达“艺术化”“社会化”，也是文化融合发展的实践趋势。

　　第二，对亚文化应“去伪存真”。亚文化由于其“地下性”，往往会用更加夸张、激烈，甚至偏激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诉求，早就有学者认为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会刻意“罗织”一种“与众不同”的“狂欢”风格，用“被建构性”区别于主流的传统性。特别是在互联网和市场化背景下，一些新兴传媒平台和逐利资本会利用这种“夸张性”吸引眼球、带入流量、获得回报。商业动机使得亚文化的“虚饰性”“表演性”变本加厉，更加扭捏作态，从根本上背离亚文化本身的“合理性”。当下，部分低俗网络直播、低俗网红现象、明星丑闻、粉丝偏激行为，反映的就是这种商业动机对亚文化的放大和扭曲。对于这种现象，一方面文化传媒管理机构应该加强对包括新媒体在内的传播平台的依法管理，避免亚文化现象主流化的泛滥；另一方面，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夸张性”也可以加以适当“去伪”，使之在真情实感基础上“合理化”“合情化”“审美化”，让亚文化既能够表达特定人群的特定情绪，但又不将这种情绪绝对化、夸张化，导致亚文化成为脱缰野马，与主流文化之间形成巨大对抗和反差。

　　第三，对亚文化应“存异求同”。亚文化代表不同人群的心理需求，但这些需求在亚文化中往往会被放大。蔑视社会规范、讽刺教育体系，在亚文化的创作、表演和行为中都是常态，也引发这些年各种粉丝群体之间线上线下的争斗。主流文化一方面要包容亚文化的差异性，一方面也要赋予亚文化更多的文化共识，例如，引导亚文化关注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平衡、个性和社会的统一、权利和义务对等、爱和被爱的和谐、痛苦与快乐的辩证、挫折与成长的必然、小我与大我的关联等等，使得“差异”性的亚文化走入主流文化。也就是说，既尊重亚文化人群对自由、个性、差异的追求，又软化、弱化这种追求的极端性和破坏性，使之能够与主流文化协调发展。最近，主流媒体有意识地选择一些偶像明星参与《国家宝藏》《经典咏流传》等电视节目的制作，体现的正是这种存异求同的努力，获得许多观众包括青少年观众的认可。

　　因此，一方面，应该适当促成亚文化在资本和新媒介推动下主流化、大众化；另一方面，在包容中转化、在扬弃中引导，也是主流文化面对亚文化挑战的积极态度。近些年来，有关机构在传统媒体管理体系之外，越来越重视对互联网和各种亚文化新形态的精细化管理，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平台意识到自己的“文化责任”，越来越多的明星偶像纷纷意识到自己的社会使命；更重要的是，主流文化也更加开放地吸收亚文化元素，更加尊重不同群体的文化差异性，同时又积极地对这些亚文化进行升华、转化，既让主流文化更加“接地气”，也让亚文化更愿意与主流文化融合。例如，传统媒体开始大量采用具有亚文化特点的网络用语、网络表达；说唱音乐形式也用来表达主流主题；摇滚音乐更加具有健康的青春气息；许多青年电影明星积极参与主旋律公益宣传片的拍摄推广等，应该说，都体现出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积极吸收和转化的态度。

　　事实上，“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人类的主流文化就如同大江大河一样，总是在融汇各种涓涓细流之后，才有大江东去的生命力。所以，在坚守主流价值底线的同时，开放包容、积极疏导，才能真正化解互联网时代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冲击，形成主流引导下多元文化之间的互动共生，也使得主流文化本身随着时代发展更加具有兼容性、普遍性和共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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