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江苏文学有着大体一致的想象，这种想象是江苏文化自然的延伸，它与烟雨江南，与曲径通幽的私家园林，与“好一朵茉莉花”或“拔根芦柴花”，与昆曲、苏绣、二泉映月，处于相同的维度，精致、唯美，充满灵性。这种传统从什么时候形成已经很难说得清楚了，它当然是与这块土地的自然物候有关，但自六朝士人南渡以后历史与文化的积累可能更显重要。古代江苏诗文传统自不待言，即以近现代文学来说，从曾朴、徐枕亚、包天笑、周瘦鹃，到刘半农、俞平伯、叶绍钧，无不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文化传统。毫无疑问，当代江苏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依然是这种文化或隐或显的延续。如果拎出这样几组关键词，恐怕不会太出乎人们的意料。

　　历史、感伤、怀旧。回望历史是江苏历代文人的固定姿态，不管是老一辈的艾煊、汪曾祺、庞瑞垠，还是更年轻一代的苏童、叶兆言、毕飞宇，他们的写作，丝毫不避讳对旧日生活场景甚至是臆想中的氛围的感兴趣。《妻妾成群》是苏童转入写实的实验性作品，它的惊人之处便是对旧式生活的精细刻画，这种感性主义轻而易举地酝酿出诗情画意而使它们无言地透出一种近于颓废的抒情心态;叶兆言的《夜泊秦淮》和《挽歌》系列将一种伤感发挥到极致，无论是爱情，还是生命，抑或事业都笼罩在一股人算不如天算的宿命论的气氛里。黄蓓佳的《新乱世佳人》、夏坚勇的长篇历史散文《湮没的辉煌》和《旷世风华》则通过对江南古城镇与大运河历史的打捞，将小说家们的精致想象落到了实处。更年轻一代的庞培、诸荣会也以散文的方式继续着这样的历史叙事，他们或者试图对历史上的人与事给出新的故事，或者竭力留住日渐消退的日常生活，但不管有怎样的意图，那调子总是承接了同样的诗性传统。

　　女性、女人、凄艳、温婉。早在20世纪50年代，陆文夫就以《小巷人家》再现了戴望舒《雨巷》式的凄艳与哀愁，其后年轻的江南才子才女们更是将女性富于魅力与意味的不同侧面展现了出来，有论者甚至认为他们身上不无女性崇拜的情结。如叶兆言的《状元境》，“沈三姐”将她周围的俗世环境映衬得黯然失色，与她相比，男性世界显得那么窝囊、滑稽和可笑。在叶兆言看来，历史似乎正经历着“阴盛阳衰”，人的生存成了一大疑问，而疑问的焦点竟然集中在沈三姐这样的女性身上，她成了状元境唯一能够体现生存价值的人，她也因而在作品中带来了重塑世界、铸造男性的可能。储福金在《紫楼》系列里表现出的女性观似乎有着深刻的东方印记，那些娴静、内忍或心平气和的女性被刻画得别有风韵。而苏童则试图再现女性们如何面对自身、面对困境。南方私家花园中的女子们该如何打发青春光阴，如何处置内心深处的一腔情愫，是苏童笔下女性悲剧的渊薮。毕飞宇的《青衣》、《玉米》等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他将女性转为女人，从而使他笔下的人物呈现更多的世俗气，因而也就显得更为生气勃勃，与现实世界也随之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由于以女性、女人入画，所以，江苏文学不由分说地多了分脂粉、凄艳与温婉，这种由人物形象所支撑的风格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作品的叙事框架、故事图式、主题原型与语言色调。

　　智慧、理性、沉潜与生活的哲学。法国汉学家安妮·居里安曾经问汪曾祺，为什么他的小说里总有水?智者乐水，水的文化实际上就是智者的文化，水的文学也就是传达智慧的文学。我们很容易在江苏作家的历史与现实书写中体会到智慧，体会到他们对生活哲学的勘探。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和陆文夫笔下的朱自冶虽然身份差异很大，但都是生活的智者。储福金的《黑白》借助传统文化探寻世事的沉浮，朱苏进《绝望中诞生》居然为人们描绘出了一个完整的全新宇宙形成体系。范小青《赤脚医生万泉和》与《香火》是可以对读的，世事的风云退为背景，因此，作品看上去虽然平淡、轻盈，但前者通过赤脚医生思考如何照顾我们的身体，后者则通过小庙里的伙计询问如何安顿人们的灵魂。这种举重若轻的方式是江苏文学哲学沉思的强项。韩东的知青系列和恋爱系列都给人此类题材重新书写的感觉，前者让人回到当年，看到那个时代无暇顾及的生活秘密，而后者则让我们体会到这一古老生活与情感迷惑我们的一面。毕飞宇《推拿》的前景是一群盲人的生活，而内里则是对我们这个社会价值匮乏的忧思。还要提到鲁敏，这是一个描绘日常生活的好手，并且贴心贴肺地给出了庸常化生存的理由。另外，不能不提到江苏的诗歌群落，他们通过反抒情和回归日常，将诗歌从传统意象与抒情的惯性中拉了出来，形成了非常智慧的诗歌美学。

　　精致、丽辞、惟美与书卷气。在这一点上，最可以见到江苏文学继承自六朝、晚唐、南宋、明末清初迤逦而下的一脉气象，丝绸一样的清雅典丽，连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桨声灯影，皆可于现今江苏文坛一窥斑豹。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诗歌，江苏作家们前赴后继地开设了一家家唯美主义的艺术作坊，用典雅、绮丽、意象纷呈的语言，呼应、渲染来自历史的“丽辞”传统。有时，对这种语言风格的迷恋替代了对作品所指世界的兴趣，制造一座精致的虚幻如七宝楼台的语言宫殿成了他们专心致志的工作。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江苏作家的语言一律色彩炫目、稠如膏浆，恰恰相反，像汪曾祺，就可以说是淡到了极致，然而，这淡却是碧螺春、丝竹调、水墨画，似淡却醇，似浅却厚，是极浓后的平淡。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臆有形似，握手已违。他追求的实际上是一种极致的境界。所以，在江苏作家的审美理想中，形式真是到了“主义”的程度，怎么写永远比写什么更重要。如果细加辨别，江苏作家在艺术形式的追求中组成的是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艺术的忽略与粗糙在江苏文坛是不能容忍的，它标举出文学作为“专业”的特质，这也使得江苏的年轻作家总是面临着先天的巨大压力。

　　厚重、批判、异质、复调。当我们集中精力从这一方面去论述江苏的文学特点时，显然会对她的一些反叛或异质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比如，赵本夫、朱苏进、周梅森、王彬彬等，包括毕飞宇也已多少呈现离心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说他们构成了江苏另一些文学传统与特质，也不为过分，正像楚汉文化一直是吴越文化在江苏的补充一样。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赵本夫对艺术形式的苛求、朱苏进优雅如水晶般的语言风格和周梅森对历史与政治的迷恋，这使他们区别于外省的农村、军旅与现实类型的写作而和谐于江苏的艺术整体。但赵本夫作品中那古黄河的厚重与来自民间的草莽气，朱苏进奇特的想象与哲学沉思，周梅森对现实体制的洞察和娴熟的戏剧性叙事技巧与王彬彬散文的犀利锋芒确实又属于另一种调子。其实，在前些年，我们讨论江苏文学时对上述传统与现状就曾经表示出两难：对历史的回望也许影响了作家们的现实视域，对温婉中和的过分认同也许会锉钝了批判的刀锋，而精致唯美会不会影响作品的气象与格局?因此，多一点异质、复调，将是开一代新风的首要前提，也许，它们早已发生，只是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对江苏文学的断层扫描还可以继续下去，因为不同的层面就有不同的影像，比如它“四代同堂”的创作力量的生生不息，比如它各文体的均衡发展，比如它创作与批评的两翼齐飞与良性互动，再比如它在网络等新兴文学类型上的狂飙突进等。这些只能留待他日再谈。但我们想争取有限的篇幅强调一下江苏的地方性写作及其意义。江苏文学之所以充满生机，不仅是有那一批又一批走出江苏或者集聚在南京和苏州等沪宁线上的知名作家，而且是因为有无数的生活、工作在江苏各地的写作者。苏北徐淮盐连，苏中里下河地区，苏南的许多县市，都有着大小不同的写作群落，这些作家坚守在地方，书写着地方。正是他们的写作，使地方保持着文化的原创力，使文化趋同时代的地方特色文化得到保存与传承。更是他们的写作，影响着地方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文化取向，为文学创作培养和存贮大量的后备人才。在文学艺术民主的时代，我们应该去关心文学对身边人的意义，关心普通民众的文学权利了。一个地方，一个社区，应该有自己生根的文学，文学在地方和社区中应该是有价值的，应该参与到这些不同规模与层面的生命共同体的精神建构中。本来，以普通民众和地方的文学生活为基础，然后才有专业的写作、高端的写作和跨文化的写作，这才是文学的常态。如果一个社会或时代忽视和轻视作为源头的普通民众与地方的文学存在，那文学必定根基不牢，后继乏力，同时也是对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的意义的抽空和削弱。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对江苏地方写作特别予以强调的原因。